九時十五分，鄭詩靈從容步到人文館的辦公室，白粗框眼鏡、鮮明五官、刺蝟頭和修長的一身黑，教人定睛。自小演話劇的人類學家，當年在父親要求下放棄演藝學院的最後面試，但人類學與演戲，到頭來都是一樣事情：優秀的人類學者與演員，有胸襟融納生命千姿百態，不固執自己的喜惡和見解。
有詩有靈的生命書寫
識玩識讀書的人類學系副教授，是不賣帳的性情中人。看她手揮目送，用亮麗聲音拈來學者論述，謙卑敘述自身理解，彷彿觸碰到烈女外表下細膩善良的靈魂。媽媽是鋼琴家，但鄭詩靈纖長的雙手，沒有去敲黑白鍵；她選擇提筆，以鏗鏘書寫奏出社會邊緣一群——南韓美軍基地外勞性工作者和滯港非裔難民的心曲。她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最佳專書獎的著作On the Move for Love: Migrant Entertainers and the U.S. Military in South Korea（《為愛而漂：移民娛者與南韓美軍》）（2010），寫下一個個在南韓美軍俱樂部工作的菲律賓女性的故事，講她們的愛與關係、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善良和耐心，使她層層深入，觸碰對方的真實；慈悲，源於懂得。讀天主教女校，小學年年見家長的鄭詩靈，中二跟爸爸大吵一場，離家往英國找媽媽。英國學生桀驁，在異邦讀書，反叛女生變成最乖一個，被提名最佳學生獎。
「得到老師尊重，原來感覺這樣好。」她說。
抑鬱與蔥鬱
回港後，她入讀精英班，專攻心愛文科，八十年代末考入港大社會科學，在社會學系遇到唯一的人類學家——老撾研究權威Grant Evans。讀到碩士，沒打算在學術界發展的她，本着離開香港，去看看世界的單純願望，決定報讀博士。兩年來報十三個獎學金，全部鎩羽而歸，買了雞尾酒書，打算開酒吧的鄭詩靈，其時在中大人類學系當研究助理，聽了副教授譚少薇的鼓勵，決定再試。這一次，四個獎學金，她得到三個。於是，1997年，她先赴南韓讀半年韓文，後往牛津大學社會及文化人類學研究所開展博士生涯。
活着的偶然，疊加起來，就是鬱蔥的生命風景。學韓文時一次跟韓國男同學談愛情和婚姻觀，不歡而散的對話，使她看到性和民族主義的接合點：「只要一提民族，我們便不可再批判對方，他者和我者分得好清楚。」到牛津後，她研究性與民族主義，而最佳的切入點，便是南韓美軍基地。
但去到美軍基地，大部分韓國女性已被菲律賓和東歐的女子取締。目標鎖定，要接近她們，也費周章。那時首爾辦拉丁美洲節，work hard play hard的博士生下場跳莎莎舞，認識了兩名玻利維亞和墨西哥裔美軍，他們帶她入俱樂部，缺口才打開。但真正的剖白，要等八個月後：
「其實我騙你，我有三個小朋友，不是一個；不是廿二，是廿八歲。」午飯時，一名菲律賓姐姐自白。
「那一刻有些事情改變了。她們開始講——不一定是真話，但是比較貼近事實的話。」
美軍俱樂部上演的情感和金錢戲碼，衝擊着自小返教會的虔誠女孩的價值觀。「一個女孩需要好多男朋友才能確保收入。用國際和歷史的視野看，菲律賓被殖民這麼多年，被剝削這樣多，才送那麼多女性出去賺錢。」
性是一份工作
2007年，鄭詩靈受託訪問美國的韓裔性工作者，探討她們是否性販賣受害人。在溢滿午後陽光的紐約公寓，四十出頭、在按摩院工作的她漫不經心說：
「有些客不上床，只是聊天。」
「這很好啊。」她懵懂說。
「當然不好！那些人聊很久，用盡所有時間。」
「那好的客是？」
「入來、洗澡、上床、付錢，就是好的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