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嘉健

为何选择就读中大人类学学士课程？

我在 1980-90 年代在香港长大。和当时许多香港人一样，我没听说过“人类学”这个名词。我也不知道中大有人类学系。中学的时候我修读理科，成绩很好。我记忆所及，我学校鲜少有理科生大学选科时选修文科，他们都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大相迳庭。大部份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选择人类学是转换跑道。那时我读了很多关于语言、历史、地理、经济学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书籍，这些书将不同领域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这启发了我，令我对文理分家的理据产生怀疑。我热爱阅读，这让我拓阔视野，使我了解到尽管世界多元，并充满差异，但还是互相联系的。后来我意识到，如果我选择人类学，我可以探讨不同主题，把我的课馀兴趣，变成认真的学术研究。借用我牛津大学的博士导师已故Marcus Banks教授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是人类学家不能研究的！”当我申请入读中大时，我毫无县念选择了人类学作为我的第一志愿。我很幸运能够获取录。先是学士课程，后来是硕士研究生课程。

在中大就读人类学时时，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小班授课。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课程很特别，每年只录取约20名本科生，与许多其他中大课程相比规模很小。我很喜欢小班教学，因为我可以与同学保持密切关系。这与牛津和剑桥大学引以为傲的小组辅导教学非常相似。在人类学系，学生总是一起参加实地考察、小组研究项目、策划展览，并组织人类学系系会活动，参加大学和书院的体育比赛。这些经历让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多年来我们从彼此身上互相学习，获益良多。

我还结识了学系中其他学年的同学和校友。我们学系人数太少，想不互相认识都很难。虽然现在们都在不同范畴，甚至在不同国家工作，但我们仍然保持联系。我们毕业后投身各个行业，特别是博物馆管理、遗产保护、社会工作、新闻、营销和谘询、商业和金融以及教育等，令人鼓舞。对于这个少数于高等教育院校任教的香港人类学家来说，这亦提醒了我，人类学的知识不但可以，也应该为现实世界作出贡献。

你在中大人类学系就读时印象最深刻的是甚么？

修读人类学最深刻的是因民族志研究，而长期与香港锡克教社区接触。我仍然清楚记得 2005 年 9 月我第一次参观湾仔锡克庙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准备学士课程的毕业论文。我对香港锡克教徒侨民长达17年的民志探索，正是由此展开。往后我不仅在香港，而且在印度、加拿大、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锡克教徒，都有会面并保持联系。我不断拜访世界各地的锡克教朋友，每当我在香港时，都会在锡克教寺庙进行后续考察。我藉以记录本地锡克教社区的最新变化，并更新有关香港锡克教侨民及其全球网络的民族志著作。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出版我的专著。

你目前从事甚么职业？你的职责是甚么？怎样入行？

我目前是南安普顿大学考古学系人类学讲师（相当于香港终身助理教授）。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任职人类学助理教授，并曾在莱斯大学赵氏亚洲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亚洲中心和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我持续研究印度侨民在亚洲的联系，特别集中研究于对香港、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印度侨民。此外，我与香港锡克教侨民和中国东南部印度商人长期因民族志研究而接触。我深信，是我的研究引领我到不同地方，在那里我的专业知识可以应用于中国研究、亚洲研究、香港研究、移民研究，以及历史和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

大学教育怎样为你的事业发展做好准备？

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我很幸运能够与出色的教授、讲师和研究生紧密合作。他们以身作则，体现如何成为出色的学者。举几个例子：已故吕烈丹教授是中大人类学系长期以来唯一的考古学家，对我的影响很深。吕教授不止是位出色的人类学家，她同时亦就中国和香港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进行深入研究。她热心帮助我在古物古迹办事处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实习。吕教授积极投入对跨学科教学、研究和公众参与，令人鼓舞，亦对我影响深远，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极大。我现在于南安普顿大学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在一个跨学科团队中工作，我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是考古学家。我还在人类学系就读时，当时的系主任是陈志明教授。他亦是我学士和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我两篇研究都是关于香港锡克教徒的。
陈教授致力研究海外华人和跨国主义，这对我影响深远，深刻塑造了我对南亚移民和侨民的人类学思维，使我能够在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中进一步在这方面发展。他愿景人类学不再以西方为中心，我由此获益良多。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指导了许多亚洲学者，助他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作品，并坚信在广阔的人类学世界中，亚洲的声音需要被听见。他的愿景令我对人类学去殖民化更深入思考，并予以实践，同时亦让我更有信心，以亚洲人类学家的身份在西方机构任教。

你对未来有何展望？

我对中国的印度商人和香港的锡克教侨民持续进行研究，但同时我亦开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国和苏格兰的花卉产业及其对全球环境伦理的影响。近年来，我还撰写了大量有关数码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虚拟实地考察的文章，探讨 COVID-19 疫症如何为去殖民化研究、教学和公众参与带来机遇。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都是世界大学网络（WUN）的成员。作为南安普顿大学的讲师和中大校友，我期待通过WUN和其他平台为两所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合作作出贡献。

你会给我们的学生什么建议？

我鼓励在读及拟报读人类学的学生尽早发掘他们的研习兴趣。人类学的研究需要长期实地考察。因此，如果学生能够在学习之初已确定他们的兴趣范畴，并坚持研究，将非常有用。我还鼓励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特别是具有南亚血统的香港人，修读人类学。这定会为香港人类学及其全球联系带来崭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