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嘉健

為何選擇就讀中大人類學學士課程？

我在 1980-90 年代在香港長大。和當時許多香港人一樣，我沒聽說過「人類學」這個名詞。我也不知道中大有人類學系。中學的時候我修讀理科，成績很好。我記憶所及，我學校鮮少有理科生大學選科時選修文科，他們都認為人文學科和理科大相逕庭。大部份老師和同學都認為我選擇人類學是轉換跑道。那時我讀了很多關於語言、歷史、地理、經濟學和許多其他領域的書籍，這些書將不同領域的研究聯繫在一起。這啟發了我，令我對文理分家的理據產生懷疑。我熱愛閱讀，這讓我拓闊視野，使我了解到儘管世界多元，並充滿差異，但還是互相聯繫的。後來我意識到，如果我選擇人類學，我可以探討不同主題，把我的課餘興趣，變成認真的學術研究。借用我牛津大學的博士導師已故Marcus Banks教授的話來說，「沒有什麼是人類學家不能研究的！」當我申請入讀中大時，我毫無縣念選擇了人類學作為我的第一志願。我很幸運能夠獲取錄。先是學士課程，後來是碩士研究生課程。

在中大就讀人類學時時，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小班授課。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課程很特別，每年只錄取約20名本科生，與許多其他中大課程相比規模很小。我很喜歡小班教學，因為我可以與同學保持密切關係。這與牛津和劍橋大學引以為傲的小組輔導教學非常相似。在人類學系，學生總是一起參加實地考察、小組研究項目、策劃展覽，並組織人類學系系會活動，參加大學和書院的體育比賽。這些經歷讓我們成為了一生的朋友，多年來我們從彼此身上互相學習，獲益良多。

我還結識了學系中其他學年的同學和校友。我們學系人數太少，想不互相認識都很難。雖然現在們都在不同範疇，甚至在不同國家工作，但我們仍然保持聯繫。我們畢業後投身各個行業，特別是博物館管理、遺產保護、社會工作、新聞、營銷和諮詢、商業和金融以及教育等，令人鼓舞。對於這個少數於高等教育院校任教的香港人類學家來說，這亦提醒了我，人類學的知識不但可以，也應該為現實世界作出貢獻。

你在中大人類學系就讀時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修讀人類學最深刻的是因民族誌研究，而長期與香港錫克教社區接觸。我仍然清楚記得 2005 年 9 月我第一次參觀灣仔錫克廟時的情景。當時我正準備學士課程的畢業論文。我對香港錫克教徒僑民長達17年的民誌探索，正是由此展開。往後我不僅在香港，而且在印度、加拿大、美國、英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錫克教徒，都有會面並保持聯繫。我不斷拜訪世界各地的錫克教朋友，每當我在香港時，都會在錫克教寺廟進行後續考察。我藉以記錄本地錫克教社區的最新變化，並更新有關香港錫克教僑民及其全球網絡的民族誌著作。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可出版我的專著。

你目前從事甚麼職業？你的職責是甚麼？怎樣入行？

我目前是南安普頓大學考古學系人類學講師（相當於香港獲終身聘用合同的助理教授）。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任職人類學助理教授，並曾在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上海紐約大學全球亞洲中心和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我持續研究印度僑民在亞洲的聯繫，特別集中研究於對香港、中國、印度和中東的印度僑民。此外，我與香港錫克教僑民和中國東南部印度商人長期因民族誌研究而接觸。我深信，是我的研究引領我到不同地方，在那裡我的專業知識可以應用於中國研究、亞洲研究、香港研究、移民研究，以及歷史和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和教學。

大學教育怎樣為你的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我很幸運能夠與出色的教授、講師和研究生緊密合作。他們以身作則，體現如何成為出色的學者。舉幾個例子：已故呂烈丹教授是中大人類學系長期以來唯一的考古學家，對我的影響很深。呂教授不止是位出色的考古學家，她同時亦就中國和香港文化遺產和博物館的進行深入研究。她熱心幫助我在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實習。呂教授積極投入對跨學科教學、研究和公眾參與，令人鼓舞，亦對我影響深遠，對我現在的工作幫助極大。我現在於南安普頓大學以人類學家的身份，在一個跨學科團隊中工作，我的許多同事和學生都是考古學家。我還在人類學系就讀時，當時的系主任是陳志明教授。他亦是我學士和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我兩篇研究都是關於香港錫克教徒的。
陳教授致力研究海外華人和跨國主義，這對我影響深遠，深刻塑造了我對南亞移民和僑民的人類學思維，使我能夠在博士和博士後研究中進一步在這方面發展。他願景人類學不再以西方為中心，我由此獲益良多。在過去幾十年裡，他指導了許多亞洲學者，助他們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作品，並堅信在廣闊的人類學世界中，亞洲的聲音需要被聽見。他的願景令我對人類學去殖民化更深入思考，並予以實踐，同時亦讓我更有信心，以亞洲人類學家的身份在西方機構任教。

你對未來有何展望？

我對中國的印度商人和香港的錫克教僑民持續進行研究，但同時我亦開展了一個新的研究項目，研究中國和蘇格蘭的花卉產業及其對全球環境倫理的影響。近年來，我還撰寫了大量有關數碼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虛擬實地考察的文章，探討 COVID-19 疫症如何為去殖民化研究、教學和公眾參與帶來機遇。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和南安普頓大學都是世界大學網絡（WUN）的成員。作為南安普頓大學的講師和中大校友，我期待通過WUN和其他平台為兩所大學的研究和教學合作作出貢獻。

你會給我們的學生什麼建議？

我鼓勵在讀及擬報讀人類學的學生儘早發掘他們的研習興趣。人類學的研究需要長期實地考察。因此，如果學生能夠在學習之初已確定他們的興趣範疇，並堅持研究，將非常有用。我還鼓勵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特別是具有南亞血統的香港人，修讀人類學。這定會為香港人類學及其全球聯繫帶來嶄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