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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報導
在生活裡發現人類學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講師陳如珍

立場新聞 張諾笙

八十年代,香港曾有電視劇嘲笑人類學系專門「研究猩猩」,質疑學生畢業後「搵唔到錢」。幾十年後,搵工搵錢依然是港人的大命題,但人類學系課程為學生帶來的關於自身和生命的反思,或者才是更大財富。有學生畢業後當上社工,專責獨居老人範疇,他發現自己比其他人更能聽明白長者的說話;也有人類學者研究性工作者和菲傭的議題後,所提出的觀點感染身邊不少人變得更包容,更為一些公共政策,帶來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熟悉的事物;同時去了解一些你認為是異類的人事,那你會發現自己的世界很廣闊。」如果要簡單總結人類學帶給她的啟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會這樣說。

曾經是虔誠的教徒,鄭詩靈對「性」只得一種理解,「婚後才可有性行為、金錢與性不應該扯上關係,而且愛情必須忠貞。」抱著這個植根已久的價值觀,她獨自去到南韓,在一個港口落腳,「南韓有三萬幾名美軍駐守,我的研究對象是美軍基地附近的性工作者,想知道這些女性的處境。」

到步後始發現,服侍美軍的性工作者絕大部份是菲律賓和東歐女人,事緣南韓九十年代經濟起飛後,本地的性工作者寧選在大城巿的舞廳賣身,也不願意將身體出賣予外國人,她們更會歧視向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女人。因此該地區幾乎都是輸入的外勞,這批性工作者更被加諸侮辱的外號,地位特別下賤。

鄭詩靈印象最深一幕,是某次跟一位韓國性工作者的對談:

韓:「最生氣是遇到一些客人,洗澡後只管聊天!」

鄭:「不用『上床』難道不好?」

韓:「最好的客人,是洗澡、上床、畀錢,走人。」

至此鄭詩靈才明白,性服務對她來說不過是一份工作,不存在道德和愛惡。

又有一次,鄭詩靈到南韓探訪一位從事性工作的研究對象,「我見到她時,她被人打得臉青眼腫,全身瘀傷,十分嚴重。」原來她遭某客人禁錮、毒打,而且強姦,鄭當時衝口而出:「你報警了嗎?」話音甫落,才記起按南韓法例,性工作是刑事罪行,「刑事化底下,性工作者毫無保障,工作時遇到意外,她們根本不敢報警。」

進行多年的研究後,鄭詩靈自己徹底被改變,究竟何謂「性」,並非只得一個角度。她目前仍投入研究南韓的性工作法例,為當地的公共議題提供不少意見,「在很多政策的制訂上,人類學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你正在了解別人,其實最終是了解自己。」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講師陳如珍說,這是人類學流傳的一條金科玉律。而隨著世界改變愈快,她愈發覺得,人類學比其他科目,更要貼近教育的本質。「科技輕易被取替,但人類學教你如何思考和反省,讓你看清楚自己追求的東西是什麼,發掘到做人的價值,這大概比金錢和社會地位,來得更重要。」

陳如珍持續研究香港的菲傭社群很多年,最初的起點,緣於她家中的傭人安妮,「我想做一個好的僱主,但怎樣做才是好呢?」她曾經力邀安妮一起在飯桌進餐,希望給她營造一種家人的感覺,直到陳如珍把自己混入其他菲傭的圈子,進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盡量跟研究對象同飲同食後,她始得到最珍貴的領悟。

「我不是她的家人。」她微微頷首,「先要接受這個事實,我和安妮才有可能有一個較平等的關係。」陳如珍解釋,讓菲傭獨自進餐,其實是給她們有一個放空的時間,去念及自己在菲律賓的家人、朋友,以及她自己,而非在飯桌上也要照顧僱主的臉色。

陳如珍發現香港人對菲傭看法兩極,要不覺得應嚴格管理,要不充滿同情。「事實上菲傭跟其他人一樣,她們有自己努力的方向和辦法,雖不是每個我也欣賞,但更不是每個都可憐。」她的文章在網絡發佈,開啟很多網民的對話。

人類學不斷督促人反思和提問,「剛修讀此科的學生,總覺得痛苦,因為他們原來相信的事情,都變得可疑,沒辦法照本來的樣子去享受事情。但當你慢慢摸索到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觀時,你又會很開心。」最近一位當上了社工的人類學畢業生回校分享,他發現自己特別聽得懂老人家說話的弦外之音,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獨居長者的困境,而他認為這並非個人特質使然,卻緣於人類學的訓練,陳如珍補白,「因為你知道所有荒謬事情背後,都一定有它的道理,於是你就會把自己深入去,好好聆聽和了解,把整個處境的脈絡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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