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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nd Alumni
Ingrid Cheung

「相比起國外,香港的學生到劇場觀看舞台藝術表演的機會比較少。而就算學生去了看演出,完場之後,也很少有人問他們,『你覺得這場表演怎樣?覺得有什麼好的、有什麼不好的?』」主修人類學的Ingrid,畢業之後入職一間表演藝術教育團體,希望填補這份空白。

Ingrid介紹,「我負責的研究計劃是想知道,香港的年輕觀眾,對於舞台表演的想法是怎樣的,從而了解戲劇藝術教育對他們的影響。當時機構有五個英文舞台表演劇目,在中小學巡迴演出,亦有在不同場地公開表演。觀眾從六個月大的bb到高中生都有,還有在場的家長、老師。我用了不同的方式,去收集觀眾的反饋。」

Ingrid說,研究方法的設計,受益於人類學課堂上方法論的學習。「首先,我會設計好問卷,再派發給全場觀眾填寫。問卷控制在1-2頁之內,提出我們重點想知道的問題。其次,表演結束之後,我會邀請一些同學參與focus group, 在劇場的一個角落一起聊聊天。他們可以詳細地告訴我覺得表演好不好看,有關演出的問題也可以立即問我。我會請老師不要擔心同學的表達會影響我們對學生或學校的觀感。開始之前,我會向同學們清晰地介紹我是誰、我們在做什麼,讓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場考試,聊天的內容是作研究用途,正面或負面意見都歡迎。」

營造出安全、放鬆的環境,Ingrid發現,同學們其實是很開心有人來詢問他們的想法、很樂意分享的。「小學生比較活潑,通常會問關於表演內容的問題,這是很好的,因為證明他們有留心看。中學生就會比較多反思,例如試過有同學問我劇中一件象徵物件的意義,當我請她說自己的想法時,她說『其實,我在想,這可能是關於生命流逝的唏噓,小時候有一些東西忘記了,長大了才找回來、發覺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越變越大、佔據了心裡的空間……』哇,這是很深刻的感受呢,從多次的訪談經歷中,令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真的很有想法。」而還不懂說話的嬰兒,Ingrid又如何研究呢?「觀察反應。我會選定幾位bb, 把他們發生的所有活動,例如哭、笑、睡覺、跟著音樂擺動、或是想要爬出去等等,全部都記錄下來,然後再將動作分類,加以分析,發現其中是有一些趨勢,可以告訴我們這些小小觀眾是不是享受這場show的。」

用三年的工作時間來完成這項研究,Ingrid自己有何得著?「雙向溝通很重要。如果只有觀眾說好看、不好看,創作者卻置之不理,那收集回來的意見是沒有用的;反過來,創作者可能很用心、覺得自己的作品大家一定會喜歡,但原來觀眾不一定是這樣想。如果沒有溝通,我會覺得很可惜,人與人之間是需要連結——當然意見會不一致,但正是因為有不同的觀點,才有碰撞的火花,才會進步。因此,整理了觀眾的反饋之後,我也會和藝術團隊做訪談,傳達學生的想法,看看是不是可以作一些調整,在下次演出時再提升一點。我們希望可以成為觀眾和創作者之間的橋樑。」進一步,Ingrid認為,「不論是什麼都好,一些東西我們覺得離自己很遠,其實都是源於不熟悉,但不熟悉,不代表這件事沒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與其先下判斷,倒不如打開我們的想象、嘗試去了解多一點?」

談到人類學,Ingrid笑說有一件事要強調。「在社交網站上常看到有人問人類學是什麼,覺得畢業後會『乞食』。我想說,真的不是這樣,至少據我認識的系友,也沒有人『乞食』啦。學習人類學,對我來說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就像是在和人類學談戀愛:一開始認識的時候,覺得很新鮮、很有型;但相處了一段時間後,每次上完堂好像給人打了十拳、頭很痛,因為課堂的內容好像是要顛覆你所有既定認知,令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然後,你會逐漸找到方法,和人類學和平地相處。誠實地說,我不能說這個科目就是很開心、輕鬆、有趣,因為它絕對不輕鬆,也不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你覺得有趣味。總是有些東西是令你感覺掙扎、卡住或者不同意的——但這就是人類學的精髓,世界這麼大,還有很多未知值得我們去探索和學習。我也只是剛剛起步,我覺得自己是到了一個了解多一些、開始懂得怎樣去處理學習人類學之中所掙扎的階段。」

「在人類學系,我遇上了一位在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老師,呂烈丹教授。Tracey的Museums and Anthropology是4字頭的科目,那時year 2的我其實讀得很吃力。但我很慶幸有機會認識到Tracey,她不僅是一位厲害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很好的老師,對同學總是很有耐心、給予很多啟發。例如說,有時課堂上有同學發言,我們可能只是草草聽過就算。但Tracey總是很appreciate學生講出他們的想法,總是可以在那句說話裡抽取一些脈絡來further elaborate, 令到所有同學都可以從中再學習多一點東西。我們或許沒有好好地去聆聽,但是她有。」Ingrid說,畢業後開始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她就把呂教授接受訪問時說過的一句話抄寫下來,釘在辦公桌壁板上。「『做學問,一就一,二就二。求真、認真謹慎、堅守原則。』這不僅是關於研究、工作,也是關於做人的。雖然她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我一抬頭,就會見到Tracey給我的教導,直到今天。」

「關宜馨教授也是一位對我很重要的老師,在學習路上常常鼓勵我。除了當我Final Year Project的supervisor外,她亦為我升學一事作出很多建議和幫助。即使在畢業後,我們仍保持很好的關係。人類學系雖然不大,但眾人之間的關係反而更好,這是我很珍惜的。」Ingrid下年度將會到英國修讀人類學碩士課程。「我想,我還是要繼續跟人類學戀愛下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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