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
A
Students and Alumni
Joyce Chan

與先生結婚後不久,Joyce便去了日本生活,到現在已經九年了。Joyce的畢業論文,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相關。「那時臨近1997年,所以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當時以為十年後這個題目都已不再重要,沒想到現在反而更為凸顯。」畢業之後,Joyce先去了一個很長的旅行,其後投身NGO, 在國內從事鄉村發展的工作。學習人類學,使得Joyce對當地文化非常敏感,亦重視當地人的想法。「不是說,因為我們是從香港來的,有很多錢、很多知識,就可以全憑自己的想法做事。我們明白,要從村民的角度去看社群當中存在的問題,讓他們參與到項目中來,才能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

帶著人類學的訓練,Joyce移居異國,在觀察和探索中開展新生活。「日本和香港、大陸很不同;即使看似和香港比較接近、日常生活同樣非常都市化,但其實在人們的觀念上有很多文化衝擊。」生了小朋友後的頭幾年, Joyce認識了一群媽媽朋友。「日本不像香港那樣有家庭傭工,媽媽常常要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照顧小朋友上。在香港,大家忙於工作,可能是生日或者假日才會和朋友見面;但在日本呢,媽媽們是每日都要一齊的!」幼稚園放學的時候,媽媽們會一起去接小朋友、一起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再一起去其中一位媽媽家裡聊天。「因為爸爸們常常很晚才回來,所以很多家庭幾乎變了『母子家庭』,多點朋友來比較熱鬧啊。」Joyce說,這種「媽媽文化」,初時她也不知道怎樣去適應。「我先生會做家務,我們在家是用香港的rules的。但在朋友圈子裡,真的有很多很typical, 就像你在電視裡看到那樣的日本男人——什麼家務都不做,小朋友的事情全部不管。真的是一個很特別、很大的衝擊!發覺原來這樣的事情真的會存在,在一個這麼『先進』的社會裡面,原來男女關係可以這樣『傳統』。」Joyce笑言,身為全職媽媽這幾年,她實實在在地體驗、學習到了一些此前從未接觸過的東西。

到小朋友長大一點之後,Joyce重返職場。「和港人重視效率不同,日本人更加重視上下級、前後輩之間的關係,有時令人感覺比較壓抑。而直到現在,去開會或者培訓的時候,一眼望落去,仍然有80、90%都是男性。」Joyce指出,可能很多新一代的日本女性都希望工作,但社會的環境令她們未必能做到。有些丈夫想法較為傳統,而社會又未能在孩子和家庭照顧上提供足夠支援,變相削弱了女性的勞動能力。「女性結婚之後,很多公司都不會期望你仍然會認真工作,只當你是打雜;彷彿你就不是有自己的職業發展期望和個人成長需要的普通人。女性面前還是有一道牆在,牆還是很硬。」

慢慢地,Joyce在社會中找到了一個自己的位置。「仍然是很初步,始終會有很多掙扎。但都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Joyce現時在一間日本旅行社從事旅游諮詢工作。「都幾得意㗎!雖然現在不能像以前那樣常常去旅行,但每天都會有不同國家的人來和我聊天。」人類學令Joyce更懂得聆聽和觀察客人的需要,又持續激發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我在京都工作,而京都是一個很有深厚歷史的地方。不需要特意去什麼景點,在街上走每一步、經過每一間店鋪,都好像有很多可以探究的有趣之處。但我見到一些同事,對文化不太感興趣的,就直行直過、什麼也看不見一樣。」Joyce笑言,與人類學的相遇,令她的整個人生都發生了很大轉變。

Privacy Policy Disclaim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pyright @2022. All Rights Reserved.